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一份日本军医自己写下的报告仍在告诉我们：23名战俘，曾被注入5种动物的血。

看到“动物血注入人体”，很多人会把它当成一段骇人听闻的历史。

但昌博想说：比“到底有多残忍”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件事如何被证明？是几个军医的个人疯狂，还是一套体系化的犯罪？日本投降以后，为什么还要继续寻找证据？

01 23名战俘、5种动物血，原始档案究竟记录了什么？

2026年6月23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解读了一份由日本陆军军医撰写的报告原件。

这份报告名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日本陆军军医大佐斋藤勤，刊登于1940年8月1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

报告显示，1938年，侵华日军曾将马、绵羊、犬、家兔和鸡的血液，输入23名战俘体内。相关记录还写下了受害者在大量失血和输入动物血后出现的急性反应。

昌博在这里不想过度复述那些细节。因为受害者的痛苦，不应再被当成满足猎奇心理的工具。

真正需要记住的是：这不是战后的传闻，也不是几十年后的单一口供，而是日本军医自己写下、并在当时军方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记录。

也就是说，加害者曾经把罪行包装成“医学研究”，亲手留下了无法轻易否认的文字。

02 这不是几个“疯狂医生”的个人行为

如果只看一项实验，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个别军医失去人性后做出的极端行为。

但现有档案告诉我们，绝不是这么简单。

据罪证陈列馆披露，《军医团杂志》中还收录了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41名731部队核心成员的187篇细菌战及人体实验论文。

2026年7月5日首度公开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则包含148页档案、涉及108名成员。与既往名簿比对后，目前已掌握的516部队人员总数增至505人。

这些人包括技术军官、军医、兽医和化学兵。档案还显示，相关部队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等机构存在业务往来、人员调动和技术共享。

什么意思呢？

一个人偷偷实施的暴行，可以说是个人犯罪。但当一项行为有人组织、有人提供对象、有人设计实验、有人记录数据、有人写成论文，甚至还能在正式会议和军方刊物中交流，它就已经是被制度化、被组织化的医学犯罪。

这正是731最可怕的地方：它不仅让人失去生命，还让医学失去了医学应有的样子。

03 证据曾被销毁，为什么81年后还能形成“铁证”？

这是昌博最想从法医和司法鉴定角度讲的问题。

实际办案时，鉴定一个人的死因，很少会只凭一份检验结果。我们要把尸体现象、损伤特征、病理检查、毒物分析和现场情况放在一起，看它们能不能相互解释。

历史罪行的证明，也是同样的道理。

第一层是原始书证。包括日本军医自己撰写的报告、当年发行的军方刊物、部队名簿和《身上申告书》。

第二层是言词证据。2026年公布的731部队原队员佐藤秀男47分钟影像证言，披露了鼠疫细菌培养、细菌武器生产及人体实验等细节。这些口述可以和已有文件进行对照。

第三层是遗址、物证与外部档案。七三一部队遗址、伯力审判材料，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开的日本细菌战调查文件，又从不同方向补全了证据。

单独一份口供，可以被质疑记忆不准；单独一份文件，可以被质疑缺少上下文。

但当加害者留下的文件、原队员的证言、人员流转档案、实物遗址和多国档案能够相互印证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而是一条越来越完整的证据链。

法医不仅是替一个死者查明死因。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法医学、档案学和司法证据还在共同守住一个民族不容被否认的真相。

04 日本投降了，正义为什么没有完整到来？

日本投降，代表战争败局已定。但战争结束，并不等于每一项罪行都被完整调查，每一个责任人都受到了应有的审判。

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开的官方研究报告记载，东京审判没有追诉日本化学战、细菌战相关罪行。1949年伯力审判审理了12名涉及细菌战的日本人，其中6人来自731部队、两人来自100部队。

该报告同时指出，美方在多次承诺不起诉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成员后，获得了包括人体实验在内的医学数据。报告将石井四郎未被追诉称为一个明显而令人不安的司法错失。

当时有没有规则约束这些行为？

答案是：有。

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附件已经明确：交战方损害敌人的手段并非没有限制，并禁止使用毒物、有毒武器及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手段。

1925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及细菌学方法的日内瓦议定书》，又明确将禁止扩展到细菌学战争方法。

需要注意，日本在1925年签署了该议定书，但直到1970年才完成批准。这一程序事实不能反过来成为洗白暴行的理由。它反而说明，在这些行为发生以前，国际社会已经对毒气战和细菌战作出了清晰谴责。

战后形成的《纽伦堡法典》则把“受试者自愿同意绝对必要”放在人体实验原则的第一位。它不是对日本军医当年罪责的唯一法律依据，但它代表了人类用惨痛代价换来的医学底线。

说得更直白一点：“上级要求”不能让伤害变成治疗，“科学研究”也不能让被强迫的人体实验变成医学。

05 作为中国人，今天究竟应该记住什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这些日期应该被准确记住。但昌博觉得，我们更应该记住三件事。

第一，记住受害者首先是人。

他们不是论文里的一组数据，不是被编号的“实验材料”，更不是可以为了所谓军事需要随意处置的对象。

第二，记住愤怒不能替代证据。

中国人对这段历史的痛感无需证明。但越是面对否认和篡改，越要让原始档案、实物遗址、证人证言和多国文件开口说话。情绪会淡，完整的证据不会。

第三，记住医学必须永远站在人这一边。

医生可以有高超的技术，研究者可以有丰富的知识。但如果他们失去了对生命和尊严的敬畏，知识越多，伤害反而可能越大。

因此，今天追查这23名战俘的真相，不是为了将罪责泛化到今天的每一个日本人，更不是为了让仇恨代代相传。

我们是要通过那些日本军医自己写下的记录，说清楚谁发动了侵略，谁遭受了伤害，谁试图销毁证据，又为什么至今仍有人在寻找真相。

总结一下就是：

日本宣布投降已经81年，但只要还有人否认、淡化甚至美化侵略，那些被掩埋的档案就仍然需要被打开。

我们追查历史，不是为了让仇恨代代相传，而是为了让真相代代相传。

如果你认同，请把这篇文章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看见：记住真相，不是延续仇恨，而是阻止历史被篡改。

参考资料

  1. 侵华日军实验细节：把5种动物血注入23名活人体内，新华社，2026年6月23日。

  2. 516部队档案公开，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再添新铁证，新华社，2026年7月5日。

  3. 731部队原队员影像档案揭露细菌武器生产细节，国家档案局，2026年2月5日。

  4. Researching Japanese War Crimes: Introductory Essays，美国国家档案馆。

  5. 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附件第23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数据库。

  6. 1925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及细菌学方法的日内瓦议定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数据库。

  7. 该议定书签署与批准信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8. Nuremberg Code: Directives for Human Experimentation，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研究诚信办公室。

  9. 抗战胜利纪念日为何定在9月3日，而不是8月15日？，财政部官方网站。

作者简介：昌博士　复旦大学法医学博士｜副主任法医师｜前司法鉴定人｜医疗纠纷技术顾问。目前为上海鉴上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医律帮创始人，专注医疗纠纷、轻重伤等司法鉴定技术咨询，提供鉴定专家意见书及专家辅助人出庭等，昌博团队还研发了国内首个伤残等级自助查询微信小程序——剑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