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份医疗事故罪无罪判决，都曾出现过一级甲等医疗事故鉴定。

有的鉴定认为医方承担主要责任，有的司法鉴定甚至认为医方过错参与度达到80%。但法院最后仍然宣告无罪。

那么，同样存在医疗过错，为什么有的医生被定罪，有的却被判无罪？

01 先说明：本文对比的是44份有罪判决和5份无罪判决

72份医疗事故罪相关裁判文书去重后，共得到44份医疗事故罪有罪判决、5份医疗事故罪无罪判决。

上一篇分析的第6份无罪判决，即张超英案，审理罪名是非法行医罪，因此不纳入本文的核心统计，只在讨论主体和行为边界时作为补充参考。

还要说明，44份有罪判决涉及43起医疗事件，因为同一患儿死亡事件中的医生和护士分别受审；5份医疗事故罪无罪判决则对应5起医疗事件。

对照后，可以先得到一个总表：

| 比较项目 | 44份有罪判决 | 5份无罪判决 |

| --- | --- | --- |

| 行为性质 | 明确、重要的诊疗义务被严重违反 | 多被评价为技术失误、经验不足或一般业务过失 |

| 履职情况 | 常见多道安全防线连续失守 | 多数能够证明曾到场、观察、报告或组织抢救 |

| 个人责任 | 违规行为可以落实到具体医务人员 | 医方或机构责任难以直接等同个人责任 |

| 因果关系 | 违规、损害机制和严重后果能够形成证据链 | 死因不明、基础疾病复杂或鉴定意见冲突 |

| 证据状态 | 病历、尸检、鉴定、说明书及证言相互印证 | 关键事实存在矛盾，不能得出唯一、排他的有罪结论 |

所以，医疗事故罪不是只看“有没有过错”。真正决定罪与非罪的，是下面五道门。

02 第一道门：过错能不能落实到某名医务人员？

医疗行为往往由医生、护士、药师、检验人员和医疗机构共同完成。医疗事故鉴定中的“医方责任”，可能包含人员配置、设备条件、管理制度和团队协作等多方面问题。

但刑事责任必须落实到个人。

有罪案件：能够说清“谁违反了什么义务”

44份有罪判决中，法院通常能够锁定具体行为：谁开具了错误处方，谁没有履行查对复核，谁在输液观察期间离开，谁看到危险检查结果却没有处理，谁接到危急报告后没有及时救治。

比如（2016）皖0402刑初122号案件，药剂人员没有审核处方用药与临床诊断是否相符，错误药物被发放并进入诊疗执行环节。法院没有因为医院管理可能存在问题，就免除其本人在药品审核岗位上的责任。

无罪案件：医方责任不能直接变成个人责任

李建雪案最典型。医疗事故鉴定认定医方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据此认定值班医生构成医疗事故罪。

二审法院重新审查后指出，鉴定评价的是医方整体责任，一审将其直接等同于李建雪个人责任，缺乏依据。法院还逐项核对了她在产程观察、产后出血处理、病房交接、异常报告和抢救中的具体行为，最终认为她已经履行值班医生职责。

也就是说，医院有责任，不代表参与诊疗的每一名医生都有罪；鉴定认定医方承担主要责任，也不能跳过个人行为直接定罪。

03 第二道门：是普通医疗过错，还是“严重不负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

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这里最关键的不是“过错”，而是严重不负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的立案追诉标准列举了擅离职守、无正当理由拒绝危急救治、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使用未经批准的药品或器械、严重违反明确诊疗规范等情形。

有罪案件：往往不是一次判断错误，而是一串安全防线失效

在44份有罪判决中：

同一案件经常同时出现多个问题。

比如患者没有完成必要的过敏风险筛查就被输液，输液期间医务人员又离开；患者已经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改变等危险信号，仍未及时停药、复评、抢救或呼叫120。

这类案件真正危险的地方，不是“医生第一次没有判断准”，而是病史、用药、观察、复评和抢救多道防线连续失守。

无罪案件：存在过失，但仍能看到履职行为

刘希河案中，医疗事故鉴定指出诊断、用药和抢救制度执行存在问题，并认定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卫生所承担主要责任。

但法院查明，他接到值班人员电话后作出检查和用药指示，约十分钟后赶到现场；患者转送途中病情恶化后，他也赶到接诊医院参与处置并向上级报告。

法院将其问题评价为技术水平不高、临床经验不足以及诊疗制度执行不严格，认为尚未达到严重违反明确诊疗规范的程度。

谢房检案也是如此。法院承认存在漏诊、误诊、用药不够规范和抢救措施不足，但同时确认医生接诊时进行了检查，病情变化后采取了应对措施，并组织医护人员抢救。

两组案件的分界线是：一般业务过失可能需要赔偿、处分或者整改，但只有对明确、重要诊疗义务的严重违反，才可能进入刑法。

04 第三道门：有没有出现刑法规定的严重后果？

医疗事故罪不是“只要严重违规就定罪”。

除了严重不负责任，还必须造成患者死亡，或者造成重伤、严重残疾、感染难以治愈疾病等严重健康损害。

44份有罪判决中，绝大多数涉及患者死亡，少数涉及一级残疾、完全护理依赖、严重器官功能损害或者多人感染丙型肝炎等结果。

比如（2016）鄂1122刑初148号案件，医务人员反复使用一次性输液器，最终造成38名经疾控部门确认的患者感染急性丙型肝炎。法院认定这种行为严重突破感染控制底线，并造成法定严重后果。

反过来说，即使某项行为违反诊疗规范，如果没有造成刑法规定的严重后果，也不能只凭行为具有危险性就认定医疗事故罪。

需要记住：患者死亡只是开始审查的事实，不是医生有罪的答案。

05 第四道门：严重失职是不是损害后果的真正原因？

这是有罪与无罪之间最重要的一道门。

有罪案件：违规、损害机制和后果能够连接起来

比如（2014）陵刑初字第101号案件，血型检验错误、交叉配血未复核、取血和输血前未仔细核对，多道输血防线连续失效。患者被输入异型血液制品后发生溶血反应并死亡。

再比如多宗用药案件，未履行案发时适用的过敏风险筛查义务，患者在使用相关药物后发生过敏性休克，尸检、药品说明书、医疗事故鉴定和诊疗记录能够相互印证。

这类案件中的证据链比较清楚：

严重违规行为 → 相应医学损害机制 → 死亡或者严重健康损害。

需要注意，并不是只有鉴定为“医方完全责任”或者“直接、主要原因”才能定罪。44份有罪判决中，也有鉴定认为医方承担次要责任但法院仍作出有罪评价的案件。法院最终审查的是具体违规程度、个人作用以及刑法因果关系，而不是机械套用鉴定中的责任比例。

无罪案件：患者死亡，但原因无法唯一确定

李建雪案中，患者死亡后没有进行法医尸检。不同鉴定及专家对死亡原因存在分歧，既可能是产后出血性休克，也不能排除急性肺动脉血栓栓塞。二审认为，仅根据临床表现推断死亡原因，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

刘莉、郭锋案中，鉴定指出肺栓塞诊断、利多卡因使用等问题，但没有确认其中哪一项是患者死亡的原因。患者本身又存在肺源性心脏病、心功能Ⅳ级、呼吸衰竭、慢性肾功能不全等多种严重疾病。

谢房检案中，不同鉴定对患儿死亡原因、医方责任程度和过错参与度存在明显差异，争议药物与死亡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被明确证明。

所以，医疗行为发生在前、患者死亡发生在后，只能证明时间顺序，不能自动证明刑法因果关系。

06 第五道门：证据能不能形成闭环，排除合理怀疑？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司法鉴定都很重要，但鉴定意见只是刑事证据的一种。

法院还要审查：鉴定依据的病历是否完整，死亡原因是否可靠，鉴定之间的矛盾能否解释，机构责任能否落实到个人，以及鉴定结论是否与尸检、药品说明书、证人证言和其他客观证据相互印证。

有罪案件常见的证据组合

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时，法院才可能认定具体人员实施了严重失职行为，并造成法定严重后果。

无罪案件常见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要求，定罪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对所认定事实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也就是说，法院不能只挑选一份对医生最不利的鉴定意见，再用患者死亡的结果反推医生有罪。

07 四组对照，看清罪与非罪的分界线

对照一：同样存在用药问题

有罪案：违反明确用药要求，患者发生与该药物相符的过敏性休克，尸检、鉴定和用药记录能够相互印证。

无罪案：鉴定指出用药不规范，但患者存在多种严重基础疾病，也没有证明该用药问题导致死亡。

分界线：不是有没有用药瑕疵，而是违规是否严重、是否造成了法定后果。

对照二：同样存在诊断或者抢救不足

有罪案：危险信号持续出现后仍不复评、不转诊、不采取必要抢救措施，多道安全防线连续失效。

无罪案：虽然判断、检查或者抢救存在不足，但医生及时到场、请示、报告并组织救治，法院未认定严重失职。

分界线：不是抢救最后有没有成功，而是出现危险信号后是否履行了岗位上应当履行的关键义务。

对照三：同样有一级甲等医疗事故鉴定

有罪案：鉴定结论与尸检、病历、药品说明书、证人证言等形成完整证据链。

无罪案：鉴定之间存在明显冲突，或者鉴定只能说明医方存在过错，不能证明具体个人严重失职并导致死亡。

分界线：医疗事故鉴定可以证明专业问题，但不能单独完成全部刑事证明。

对照四：同样是医院承担责任

有罪案：个人岗位职责清楚，本人实施的违规行为能够被直接锁定。

无罪案：责任主要指向医院管理、设备条件或者医疗团队，无法不经区分地归到某名医生个人。

分界线：单位责任、医方责任和个人刑事责任必须分别审查。

08 到底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认定医疗事故罪？

结合44份有罪判决和5份无罪判决，昌博总结为“五道门”：

第一，个人职责明确。被告人是医疗事故罪适格主体，对涉案诊疗环节负有具体职责。

第二，行为达到严重不负责任。不是一般技术失误，而是严重违反明确、重要的诊疗义务。

第三，出现法定严重后果。造成患者死亡或者严重损害身体健康。

第四，刑法因果关系成立。严重失职行为与死亡或严重损害之间能够被可靠证明。

第五，证据排除合理怀疑。病历、鉴定、尸检、说明书及证言等证据能够形成闭环。

这五项必须同时成立。

少一道，都不能因为患者死亡、医院赔偿或者鉴定认定医疗事故，就轻易把一名医生判为有罪。

总结一下就是：

医疗事故罪不是“有过错就定罪”，而是个人职责、严重失职、严重后果、刑事因果和证据标准五道门必须同时通过。

这既是在保护患者的生命健康，也是在防止用一次不良医疗结果倒推医务人员犯罪。

如果你觉得这组有罪与无罪判决的对照有帮助，建议收藏，也可以转给身边的医务人员、医疗律师和医疗纠纷当事人。

作者简介：昌博士　复旦大学法医学博士｜副主任法医师｜前司法鉴定人｜医疗纠纷技术顾问。目前为上海鉴上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医律帮创始人，专注医疗纠纷、轻重伤等司法鉴定技术咨询，提供鉴定专家意见书及专家辅助人出庭等，昌博团队还研发了国内首个伤残等级自助查询微信小程序——剑查查。

参考资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中国人大网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国人大网

  3.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五十六条，中央国家机关网站转载

  4. 44份医疗事故罪有罪判决及5份医疗事故罪无罪判决，来源于本系列裁判文书样本。